肺炎期间的二三事

1

由于肺炎，我开始认真考虑先前未曾认真考虑的事情，小至搬家独居，大到出国。跟陌生人合租实在不是什么好主意；「舍友」实在是个过于莫名其妙的词：在这城市里需要合租的大抵都是陌生人，哪来的友？如果遇到性格乖僻的人，那就更加糟糕，就像是将自己的脸往用于刨丝的厨具上磨；而且我也实在厌倦了打代码打到凌晨还要照顾已经睡着的所谓“舍友”的睡眠而不能发出太大的声响。

坦白说，除了没有钱以外，我实在想不到有什么非要与别人合租不可的理由。

2

在大陆南方读过高等院校的人大概都有遇到过微信通知人工收集表单的传统艺能。有一天我在读的学校（普通一本）在收集毕业生大四去向的信息。班干部通过微信下发的表单里，包含全级学生的姓名、手机号和 身份证号 。我有自己的原则，所以我没有保留那份表格。但是就我对那所学校的理解，恐怕这表格起码已有十来个人至今还在他们的电脑上放着。

我不是很愿意想象他们拿到那份资料后会去做什么。

我曾经思考过假如学校有专门的表单填写系统，需要收集信息时直接在系统登记后让学生干部下发链接，学生们互相不知道对方填了什么，是个不坏的主意。学校有计算机系，学生中也时常有软件开发的能手，这样的系统是绝不至于做不出来的；但为何至少在我读大学的四年间，人们一直在用这种危险的方式？

我想了一下；那恐怕是因为害怕承担责任。假如这样的系统真的存在，那么倘若有什么诸如信息泄漏一类的重大事故，做系统的要担责、维护服务器的要担责、推广系统的要担责；但假如单纯地让手下人去收集信息，那么一旦出现事故，那便是学生干部工作不认真的错；即使中层干部受到批评，也大可转头批评手下，直至学生；而学生是绝不至于还嘴的：他们怎么还嘴呢？

但由于这次武汉肺炎风波，我甚至都没法去在意我的身份证号可以被某个或某些心怀恶意的人拿去用于我不希望的用途：我所居住的小区之前已经封闭，住户需要到门卫处登记自己的身份证号了。于是，无论以后我在哪里，门卫大爷都会知道曾经有个19岁祖籍汕头的男性住在这个小区里；我对此又能怎么办呢？再在意下去，恐怕也于事无补。

我现在唯一的安慰是，如果有人打算真的按照我在户口本上的地址找出我现在住在哪里，他绝不会真的找上门来，因为托去年深圳市的毕业生入户政策的福，那地址是派出所。但是也许背后有别的系统能查到也说不定；这种事情对于我这种无权无势的人，大概是怎么样也无从得知的罢。

2020.3.20

3

但是说起合租，我又想起家人，于是我又没有整租的钱了。

再想起武汉人，又想起自己在春节期间得以大口吃泡面吃午餐肉，仅仅是因为自己身在深圳，手上还有现钱，而快递还在营业罢了。不过是幸运而已——一种过于令人不解、困惑的幸运：为何遭罪的是他们而不是我？

然而深圳的出租车司机也不好过的，据说每月需缴7000余的什么费。家中若没有存款——没办法留下存款，那大概可以说是地狱一样的情况了。

4

这年代哪里还有人敢谈认真的恋爱。对方翻个身就可以举报，实在是防不胜防。

去年香港问题在大陆被广泛讨论的时候，我跟我前女友就非常默契地没有关于这个谈过一句话。大概是双方都已经明白对方的想法跟自己的不一样，说出来了就会立即分手罢。她是相信文革是好的人，文革最后产生了坏的结果，只不过是邓小平等人“扛着红旗反红旗”劫持了运动，迫害别人最要紧的红卫兵就是这一集团的子弟；她大概并没有想到，只要它能被人劫持，那么它就一定会被人劫持的：那个年代父母与子女之间、抑或夫妻之间互相送对方进大牢的也不是没有；农村的基层干部按自己的意思给自己讨厌的人评坏的出身更是常见；可见毛泽东的初衷的好坏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于此实在都没有任何的关系。

5

最近这一两个星期总是想哭。然而哭不出。无论是想哭的原因还是哭不出的原因，现在还没有弄清楚。

202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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